你不曾想过的茶之文化意味
发布时间:2020-04-27 05:14 来源: 未知 作者: admin 投稿邮箱:

调查问题加载中,请稍候。 若长时间无响应,请刷新本页面作者:林玮茶不同于一般餐饮,它具有强烈的文化意味,这是常识。 在中国,即使不喝茶的人,也知道茶分等级,上品极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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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即使不喝茶的人,也知道茶分等级,上品极妙,饮之比仙。 可要追问这观念从何而来,估计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 说到茶叶的好坏贵贱,无非茶叶品牌、产地,略懂者能说出汤色、回甘、生津,精通者可以谈香型、叶底、条索。 只是,显而易见,这些都只是物理层面的东西,与讨论白菜的优劣差不多。

   何以唯独“茶”能引申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乃至使人喝了有“乘此清风欲归去”之感呢?无论是物理层面品评茶,还是一般泛泛而论的茶文化,坊间此类图书极多。 可真要追问一个“为什么茶独贵”的缘由,没有一点钩深索隐的本事,还真回答不出来。

   而有这种本事的人,又常好标新立异,拆碎了七宝楼台。 用一句“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便使一部茶史呈现出异样的色彩。 加拿大新汉学家贝剑铭()的《茶在中国》,就干了这样的事。

   《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加]贝剑铭著中国工人出版社茶是唐代的发明“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这一记载在《神农本草经》上的故事,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

   至今茶史写作,仍多以此为开篇。

   好事者还会绘声绘色地解读一番,“荼”字就是古代“茶”字的写法。 这一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故事,不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在历史层面印证了茶的医学功效。 可是,贝剑铭用《诗经》《楚辞》《尔雅》等文献告诉你,“荼”这个字在当时确有可能指今天这种木本植物的“茶”,但更可能的是指草本植物的“苦菜”。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确定性物质概念的“茶”,绝非自古以来便清晰如今。 它从一开始用做与葱、姜等一块儿熬粥的食材,转而成为今天我们所知的清淡典雅的饮品,这中间走过了一段极为复杂的道路。 而这条路的关键环节,发生于唐代。

   茶在唐代的最大之事无疑是陆羽《茶经》的问世。 反驳贝剑铭者,大概也会援引《茶经》,说明古代早已有茶。

   而贝剑铭说:“我们无法每一次都确切地断定陆羽收集的唐以前的资料指的是什么植物或饮品,但我们可以肯定,他希望这些材料被理解为指涉茶”。 唐代以前汉字中没有“茶”字,今人津津乐道的“茶诗”在唐以前也不见踪迹。 因此,“最明智的是把茶视为唐代的发明,承认茶的史前史是一段不可能复原的故事”,而那种把神农作为茶祖的想法,只是一个宗教维度的点金术。

   《斗茶图》,传为刘松年作。 茶是宗教的创造《茶在中国》一书有个副标题,叫“一部宗教与文化史”。 作者贝剑铭的眼光始终聚焦于宗教,包括神怪传说。

   在他看来,陆羽的身世就颇值得玩味。

   陆羽相貌奇特,幼时遭弃,被僧人收养,且童年早慧,在寺院中从事苦力。 这些经历给了陆羽将“茶”宗教化的文化资源。

   譬如,“由于经典著作中没有提及茶”,所以“陆羽不得不用不见于正统文学和官方正史的非古老材料来拼凑茶的历史”。

   通过撰写《茶经》,他使茶得以成为一种带有神秘力量的饮品,从而有目的地建构了一种关于茶的文化意味,那就是茶能使人健康、长寿,甚至成仙。 可是,陆羽及其同道,如王维、卢仝等诗人,为啥要这么干呢?因为寺院、道观等宗教机构总是要与世俗生活打交道的,看似超凡脱俗的僧侣也“不得不和国家与地方精英玩争取支持的游戏,寺院住持热衷于用茶款待文人就是体现这一意识的一个好例子”。

   贝剑铭甚至从敦煌写本中保存的寺院账册中发现,饮酒“也是寺院日常消费的一部分”。

   而众所周知,酒是佛教的大戒之一。

   于是,在贝剑铭看来,要消除社交需求与饮酒破戒之间的关系,茶就成了最好的替代品——它可以使人“澄神湛虑,丧万物之有,忘一念之怀”,与酒的功能几乎一样。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茶被塑造成了中国佛教的重要内容。

   要知道,在印度佛教中,根本没有茶的地位。 茶是话语的工具在《茶在中国》一书的开篇,贝剑铭援引了《红楼梦》中一段著名的描写,来说明好茶的精贵:在妙玉那里,真正的好茶哪里能用旧年存的雨水来泡,它得用寺院旁“梅花上的雪”埋在地下经久而开,才能泡出清香。

   这等雅致,不止引人入胜,让人向往,更是一种品位的象征。 而这种品位的淬炼,正是文人摆弄茶,倡导品茶的文化实践,以求实现与权贵、富豪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工具。

   拿宗教与世俗的竞争来说,好茶极贵,茶商多富,而茶的文化意味则是“物以稀为贵”这一经济常态背后的重要推手。

   贝剑铭说,“许多珍稀、昂贵的名茶都生长在寺院内外”“为其他财路有限的尼庵等地方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收入来源”。 这显然是文化之于商品的附加值理论在中国茶史上的最好证明。

   聚焦在文人与僧侣身上,茶也是寺院吸引士大夫到访,从而求得文化资本的重要因素。 在明代,“那些卷入残酷的党派之争的官员”,恰需要“煮茗插花”等断绝俗念的想象,作为其释放压抑、焦虑情绪的法门。 即使在宗教内部,宋代禅院中那些庄重、正式的茶礼,也“加深了群体认同,强调了寺院执事的等级”。

   茶显然是复杂的,而正是在对这些纷繁的茶文化之辨析中,贝剑铭得出了结论:世间流传的关于茶的观点——它是健康、灵性、珍贵、雅致的饮品——不是从天而降的,茶的文化和宗教意义不是天赋的,而是被人赋予的。 (林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助理,浙江大学新媒体学系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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